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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大咖热辩:股东会决议限制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
发布时间:2019-05-31 18:09

  本文摘编自李志刚博士主编、百余位民商法领域大咖参与的《民商审判前沿:争议、法理与实务——“民商法沙龙”微信群讨论实录(第一辑)》一书。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以民商法微信讨论群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作品,本书将40个民商法审判前沿 “真问题”的分歧观点、思辨过程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辅之以精心梳理的代表性学术观点,选编的真实典型案例,带领读者进入法律思想的盛宴。

  本文摘编自李志刚博士主编、百余位民商法领域大咖参与的《民商审判前沿:争议、法理与实务——“民商法沙龙”微信群讨论实录(第一辑)》一书。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以民商法微信讨论群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作品,本书将40个民商法审判前沿 “真问题”的分歧观点、思辨过程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辅之以精心梳理的代表性学术观点,选编的真实典型案例,带领读者进入法律思想的盛宴。

  李志刚:公司股东会以三分之二多数决表决通过:如果自然人股东出现辞职、退休、解聘等情况,应该无条件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工会。请问该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类似的问题是:章程中约定,辞职即退股,此章程条款是否有效?

  王建文:我认为不宜作整体的效力判断,对于投赞成票的股◇…=▲东,可对其产生约束力,未投赞成票的则不能产生约束力。

  李秀霞:我也遇到过,当时遇到的案件中,公司职工还不是股东,是集体投资成立一个工会职工持股会,以工会作为一个股东,我记得当时是认定为有效的。这是当时集体企业改制时的问题。

  王军:股东对其股权的处分权能,未经本人同意,亦无法定事由(如出资不实),多数决是无权剥夺或限制的。我同意建文老师见解,但决议效力之诉的判决只能判有效或无效,或部分无效,似乎还没有对部分人无效、部分人有效的判决。

  叶林:首要问题是:公司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股东会决议前,原章程在类似事项上有无规定,若形成修改章程的决议,受到不利影响(原权利被限制)的股▲★-●东,是否能提出撤销或申请无效?由于公司初始章程须全体签字,而修改章程仅须全体三分之二同意即可,故才诱发此问题。因此,经三分之二多数决通过而修改的章程并限制权利,虽不合理,却也符合公司法。故而,属于衡平救济问题,很难说无效或不产生约束力。

  王军:章程可对股权转让另行规定,但我觉得应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无正当理由地限制股东权利。

  叶林:如果公司初始章程就限制转让(指受让方限于工会或具有职工身份的人),这种约定并无不妥,不涉及无效。志刚所举事例中仅限制受让方,旨在维▲●…△系职工持股的属性,甚至未涉及价格,因而,难说有实质损害。

  刘凯湘:同意叶林的分析意见。职工持股会有其特殊性,股东资格的取得是基于特定的身份,丧失了特定身份便不能继续持股,此种约定有其合理性,且又经过了正常表决程序,不能认定为无效。

  邓峰:对此,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职工持股要区分成间接持股和直接持股。如果行权之后,变成普通股权,就不能剥夺法定股权,这种决议就是可以撤销的;如果没有变成普通股权,就需要考虑职工持股的股权是否是完整的。现实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信托或者职工持股会组成的其他企业,那么直接股东就是信托人★◇▽▼•或者其他企业,职工持股的股权其本质是虚拟的。是否可以限制职工持股的股权,也要看职工取得股权的对价是什么。如果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完整对价,那么这种职工股和普通股并无区别,但现实中多数是不符合的,或是不完整的。美国法院对此的思路是区分职工的股份对价,是否是或者是否已经变成了普通股权,这样这个问题就转化了。

  曾宏伟:应当取决于股东取得股权的种类、对价和取得时设立的权能,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不能减损已经赋予股东的权利。

  邓峰:章程当然可以设定限制,尽管特别决议可由三分之二多数决修改章程。但职工或受损的人可依据合同或者持股计划,主张决议无效或撤销。这就是为什么要赋予此类人以申请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权利的原因。

  叶林:本案例中,决议仅限制受让人的身份,未涉及股权种类、对价高低等。撇开该特定案例,一般规则当然是:非经股东同意,不得决议减损之。再回到本案中,若某职工辞职,而工会不受让其股权,该离岗职工自可向•☆■▲外部人转让,甚至继续持股。

  王军:初始章程有此条款无碍,因初始章程需所有股东签字同意。但若修改章程规定非经全体同意不得修改就存在问题,此时异议股东本应有回购股份请求权,但《公司法》上没有依据,所以股东只能选择起诉章程修改无效。

  叶林:法律依据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所以不敢轻言无效。《公司法》第20 条并不合适兜底,也不宜将一般法原则作为依据(如滥用权利)。这也说明现行《公司法》缺陷较多,应该充实具体规范。

  王军:依据其实不需要一个明确的条文,就是民法的基本规则——未经权利人同意,且无法定事由,不能剥夺民事权利。

  叶林:限制与剥夺之间,有时是量的差异,有时是质的分别,确应结合具体案件,才能妥适判断。

  邓峰:股份公司不需要全体一致,所以不是初始章程的问题,难道只有初始章程才能启动职工持股吗?所以就显示了中国的员工持股的不规范,职工持股及其交易规则等本应写入章程。我看可以依据《公司法》总则关于股东权利的表述。我同意叶老师的判断,无论是通过规则解释,还是通过个案解释,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

  方金刚:赞成叶林和王军老师的分析,也同意凯湘老师的看法。对股权转让不能设置不合理的限制,也不能轻言股东会决议无效。个案判断较为稳妥。

  李志刚:诸位师友对于股权的来源类型、对价、决议效力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基础,一般规则与个案考量因素的分析意见,很受启•□▼◁▼发,感谢!

  《公司法》在本质上系私法,承载公司意思自治功能的章程、股东会决议,除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外,可依据公司现实另行规定。因股东会决议主要就公司运营事项进行规定,对股东权利的规制也多经修改章程决议进行,故从章程视角来限制股权转让问题更具现实性。核心问题是:股东会决议或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对象的,该规定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若通过决议限制股权转让对象的,因涉及股东自身权益的处分,不宜作整体的效力判断,对于投赞成票的股东,可对其产生约束力,未投赞成票的则不能产生约束力。但公司法上对决议效力是整体评价,在实定法上认定仅具有“部分约束力”存在障碍。

  第二种观点认为:(1)公司初始章程就限制股权转让应为有效。如股东离职或退休必须向工会或具有职工身份的人等转让股份,考虑股东资格的取得是基于特定的身份,丧失了特定身份便不能继续持股,此种约定有其合理性,不应判定无效。(2)限制转让对象以修改章程决议的形式确定的,亦无无效之理由。虽然公司初始章程须全体签字,而修改章程仅须全体三分之二同意即可,而《公司法》已经规定经三分之二多数决通过修改章程限制权利,故难以认定无效或不产生约束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认定,应区分间▽•●◆接持股和直接持股两种情况。如果股东是直接持股,股东享有的就是普通股权,依法不能剥夺法定股权。即便产生了限制股权转让的修改章程决议也仍是可以撤销的。如果属于间接持股,就需要考虑股东持股的股权完整性。间接持股在现实中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以信托或者职工持股的情形为例,直接股东就是信托人或者其他企业。尤其在职工持股情况下,间接持股职工若没有支付完全的指定对价,限制股权转让本身就是对该系争股权权利义务范围的自由设定。

  编者倾向于认为,公司可以通过三分之二多数决达成修改章程之决议用以限制股权转让,股东可主张决议不成立、无效、撤销,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但相关利害关系人也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 条之规定,主张该决议不成立、无效。此乃基于衡平救济的制度供给之考量。

  实践中判断申请决议无效事由能否获得支持,应综合考虑股东取得股权的种类、对价●情况和取得时设立的权能等多种因素,不能一概论之,以不能减损已赋予股东的权利为最低标准。此处还涉及修改章程决议无效事由的法律依据认定问题:

  首先,不宜将《公司法》第20 条第1 款作为兜底条款。一方面,因涉及该条第2 款“承担赔偿责任”救济方式的理解,在规范目的上使得其作为无效依据欠缺妥当性。另一方面,即便将此条款作为法律依据,仍有待进一步的类型化梳理。

  其次,若依据《民法总则》第132 条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规定主张决议无效,因涉及▼▼▽●▽●抽象原则性法律条文,需结合部门法的具体条款方能适用。同时,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是否属于控股股东的权利滥用,还需结合具体案情,才能作出妥适判断。

  诚如叶林所言,就限制股权转让的决议或修改后章程条款,对股东权利的限制有时是量的差异,有时是质的分别。应从股权的来源类型、对价、决议效力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基础,一般规则与个案考量因素的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裁判意见。又,编者以法经济学为进路,就此问题形成了以下几点衍生思考:

  股权转让具有降低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功能。顺畅的股权转让市场有利于降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强调限制股权转让的合理性,可能损害股东的退出权,减损了资本市场对高管的制约力量。另一方面,股权是以公司为载体和中介,公司本身是多个利害◆■关系的结合体。股权转让的受让方继受的并非仅仅是权利,而是概括继受了股东身份资格,因此必须接受此种身份所带来投票权等共益权行使,可能对其他公司利害关系人产生的有利或者不利后果,就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凡此种种就须在私法自治与降低代理成本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股权自由转让是市场运行本身的需要,而非仅为立法机关的强制要求。因此,主张股份转让自由基本原则不得违背的观点,有些倒果为因。不过,凡是限制股份自由转让的公司内部规则或者行为,也并非均会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或者不符合公司本质特征而失去正当性。问题的本质仍然要回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如何界定上来。市场经济实行自由竞争机制,社会公众也有多种需求,立法机制对公司立法基础定位应涵摄各类公司类型,设置导向型任意性的原则性规则。否则不针对具体公司具体问题进行仔细研究就妄下结论,均不太靠得住。对于法院司法实践而言,更应面对变化了的情势,针对限制股权转让的各种类型,作出符合实际同时并不违背而且更加切合公司法理念的裁判。

  对股东权利限制争议多集中在股权转让的限制,实践中多经修改章程决议进行,故学界多从章程视角来审视限制股权转让问题,但涉及问◆▼题与有关观点都较为分散,编者将其归纳梳理如下。

  公司章程通常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方式限制股权对外转让:一是限制股权转让价格,一般公司章程要求以显著偏低的转让价格;二是限制股权转让对象,限制转让对象多出现在公司职工或高管离职时,要求其必须退股或要求其将股权转让给工会代为持有,本辑讨论即涉及此类情况;三是限制股权转让程序,通过增加股权转让程序之环节,增强股权转让难度。

  其中的第二种情况,限制股权转让对象系强制股权转让,根据触发股权强制转让的事由,此类条款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身份绑定类。如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辞职等原因离开公司,其所持股份必须在股东内部转让。

  第二,违法情事类。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若因违法而遭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其股份必须转让给员工持股会或其他股东。

  第三,条件严苛类。如公司章程规定,女员工在持股期间怀孕或休产假的,股份必须转让给员工持股会或其他股东。凡此种种强制转让股权,即章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不论股东是否同意,股权均须强制转让。强制转让股权实质是强制股权转让的对象,系限制股权转让的类型之一,亦应归入章程限制转让问题项下讨论。对于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问题,有观点认为:首先,股东享有的股权属于财产性权益,类似于所有权,自然具备处分之权利,股东之外的一切人有不作为义务,无权非法干预所有权人行使处分股权的权利。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公司制度层面上,股权转让具有降低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功效。公司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滥权谋私,损害股东利益,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代理成本。罗培新认为(罗培新:《抑制股权转让代理成本的法律构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28~144页),股权的自由转让创造了反映着公司治理水平的股权价格和公司并购市场,如果管理者滥权谋私、股东抛售股◇=△▲票,将会导致公司股价直线下挫,公司将面临被收购的威胁,现任管理者职位堪虞。因此,顺畅的股权转让市场有利于降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条款中限制或者▲=○▼禁止股权转让的约定,尽管符合“资本多数决”的正当性外观,但它可能伤及股东的退出权,进而减损了资本市场对高管的制约力量,从而间接地推高代理成本,其正当性应予审慎考量。

  另一种观点以赵莉等为代表(赵莉:《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合理性审查》,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第97~102页),认为股权不同于债权与物权,它体现针对在公司这一诸多利益相关人组成的多元权利束中,一方行使权利将会给其他主体带来外部性,这使得股权的行使理路与所有权绝对的理路判然有别。

  因此,判断限制股份转让是否有效的标准,应从公△▪▲□△司属性出发,考虑是否“不合理地限制或者禁止流通性”,来厘定何为股权转让的合理限制。

  第一,要区▪•★分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资合公司,股份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但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为避免公司股东之间的紧密性受损,其对公司股份的转让由章程确★-●=•▽定一定限制具有正当性,像在《公司法》第71 条基础上设定加强版的优先购买权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更强的资合性,股份转让自由是其原则性规定。

  第二,对股份公司依据其开放程度不同,确定股权转让自由的例外程度。非上市公司或者封闭式股份公司,可以就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上市公司或者开放式公司须遵循股份转让自由原则,公司章程擅自限制的规则或者行为无效。

  第三,“适当限制”的认定标准。宜从是否存在违反股东平等原则、是否损害股东成员权的核心利益、是否平衡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公司管理层、多数股东必须在限制股权转让、保护公司利益与转让股权以满足股东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股东有无退出的合理通道四个方向上进行判断。(赵莉:《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合理性审查》,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第97~102页。)

  第四,区分限制股权的章程产生情况。根据私权基本法理,在股东财产上设定的任何负担如果已经事先获得股东同意,不能认定为是不合理的限制。章程初始条款中的股权转让限制,已获得了股东同意;章程的修订条款若设定股权转让负担,不能推定为获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而必须经该修订条款拘束下的所有股东同意。(可借鉴《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3条第3款的规定,在章程所规定的股东义务之外再行设定股东义务时,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改制为有限公司的国有企业,按照有效的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权、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宋某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可认定为有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成立于1990 年4 月5 日。2004 年5 月,大华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宋某系大华公司员工,出资2 万元成为大华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大华公司章程第三章“注册资本和股份”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会批准后可在公司内部赠予、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第十三章“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下第六十六条规定“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认可,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该公司章程经大华公◆◁•司全体股东签名通过。2006 年6 月3 日,宋某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退出其所持有的公司的2 万元股份。2006 年8 月28 ▪…□▷▷•日,经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同意,宋某领到退出股金款2 万元整。2007 年1 月8 日,大华公司召开2006 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应到股东107 人,实到股东104 人,代表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会议审议通过了宋某、王某、杭某三位股东退股的申请并决议“其股金暂由公司收购保管,不得参与红利分配”。后宋某以大华公司的回购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未履行法定程序且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等,请求依法确认其具有大华公司的股东资格。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4)碑民初字第01339 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宋某要求确认其具有被告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宋某提出上诉。西安中院于2014 年10 月10 日作出了(2014)西中民四终字第00277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某仍不服,向陕西高院申请再审。陕西高院于2015年3 月25 日作出(2014)陕民二申字第00215 号民事裁定,驳回宋某的再审申请。

  生效判决认为:(1)大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会批准后可以公司内部赠与、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

  首先,此设立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股东在章程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前述规定的认可和同意,该章程对公司及股东均产生约束力。

  其次,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由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作出某些限制性规定,系公司自治的体现。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

  再次,章程第十四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属于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股东依法转让股权的权利没有被公司章程所禁止,大华公司章程不存在侵害股东股权转让权利的情形。

  (2)《公司法》第74 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公司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股东的合意而回购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具有回购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公司法》第74 条不能适用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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